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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企股改與股票交易所的成立————透過《繁花》看改革開放(五)

        第一財經 2024-03-05 18:59:36 聽新聞

        作者:巫景飛    責編:高雅馨

        歷史如同一面明鏡,能夠映照出國家的興衰更替。

        (本文作者巫景飛,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度假一周歸來,發現之前紅極一時的電視劇《繁花》已經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之前,為了借助這股熱潮,吸引更多年輕人去探尋那個時代的風貌以及改革開放的深層邏輯,曾連續撰寫了數篇文章。但仍覺得言猶未盡,意猶未了。

        盡管《繁花》的輝煌已然落幕,我決定將這個系列繼續寫下去。畢竟,歷史如同一面明鏡,能夠映照出國家的興衰更替。這段離我們并不遙遠的改革開放歷史,或許就深藏著解讀當今中國命運起伏的密鑰。

        今天說說國企股改與股票交易所的故事。

        國企股改的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農村。按照官方的說法是,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由此,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之所以這么改,就是因為原有的人民公社體制除了造就懶人的效率很高之外,對提高糧食生產效率沒有任何幫助。再不改革,糧食危機必將引發社會危機。

         

        改革的基本邏輯也很簡單,就是放權讓利,在交夠國家、集體的前提下,承認農民可以擁有剩余糧食的權利,所謂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余全是自己的。當然,放權也包括,農民以家庭為單位,自行組織農業生產、選擇種植作物、安排農作時間和處置剩余糧食的權利。顯然,放權讓利極大程度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化解當時全社會的糧食危機作出了巨大貢獻。

         

        小崗村村民私下搞承包的生死契

        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工業企業具備以下三個特點:(1)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屬于國家,此時不叫國有企業,而是國營企業;(2)生產計劃由政府計劃部門制定,國營企業只負責執行;(3)國營企業的人事、財務、生產、銷售等戰略決策均由政府制定。更具體地說,一方面,政府決定國企的管理者人選,為不同的行業、職位制定了各自的薪酬標準。另一方面,國企按照政府預定的計劃進行生產,無須考慮定價問題和市場需求,資金成本更是接近于零,同時利潤全部上繳國庫,虧損由國家承擔。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企業管理層和基層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不高,導致改開以前國有企業經營效益長期偏低,全國工業生產增長較慢。

         

        不難理解,彼時中國工業和農業管理的體制幾乎沒有區別,所遭遇的困境和挑戰也別無二致,因此改革的思路也是放權讓利。

        最先開始的改革是利潤留成。也就是企業不用全部上繳利潤,而是可以留一部分,以此促進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利潤留成剛開始效果不錯,但很快,企業發現可以通過操縱利潤多寡,不用上繳或少繳利潤。于是改革進一步推進,廠長經理負責制下的承包責任制走上歷史舞臺。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肯定了全民所有制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原則。

        1986年,廠長(經理)負責制開始推行全國,《企業破產法(試行)》在全國人大通過,為市場化改革奠定了一系列制度基礎。同年內,國有企業的承包制開始試點,國家通過簽訂企業管理合同將經營權分配給國企管理者,自身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經營。企業承諾每年向國家交付一定規模的利潤,并在履行合同義務后,與國家分享一定比例的超額利潤。

        1987年,“根據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的原則,認真實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自此以后承包經營責任制成為國有企業的主要經營形式。到1988年年底,已有93%的國有企業采用這一制度,合同期限一般為3-5年。

        以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兩權分離改革有一定效果,但有三個方面的主要根本性缺陷:

        (1)經理人“目光短淺”。由于大多數經營合同期限為 3-5 年,國企管理者為了在合同期內實現預期利潤,缺乏長期動力維護機械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新項目以及升級擴產。

        (2)經理人徇私掏空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最初目的是通過利潤留成來激勵國企管理者,但后者如果可以從國有企業中提取資源來獲得更多利益或將利潤轉移到其他私營企業,并與私營企業所有者分享利潤,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和國有企業空心化。當年也稱為窮廟富方丈問題。

        (3)預算軟約束問題。雖然實行承包責任制,但如果出現經營不善而虧損,國企不能輕易退出市場,還會有源源不斷地資源投入以維持其存在,導致經理人無預算約束,難免出現冒進浪費現象。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國有企業開始面向職工或社會發行股份,一方面希望獲得資金助力企業發展,另一方面也是綁定員工利益,讓企業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20世紀80年代前期,一批早期的股份制企業在中國大地出現,由此也引發了全國范圍內關于股份制姓社姓資的大討論。

        今天回頭看,這種討論似乎滑稽可笑,可在當時卻屬于重大理論探討。不過,不管怎么爭論,歷史的發展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隨著民營企業的逐步成長和外資的進入,國企日漸式微。大量國企不僅不能為政府創造稅收、利潤,反而要輸血補貼,成為了巨大的社會負擔。

        通過股份制改造,構建現代企業制度,抓大放小,自然而然地成為了80年代末的國企改革的主要思路。

        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即“小飛樂”)公開發行了股票,被譽為“新中國第一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實業也公開發行了10萬股股票。

        1986年上海決定把股份制試點擴大到國有大中型企業,上海電真空器件工業公司于1987年1月10日改制為上海真空電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1月12日公開發行了10萬股股票,成為上海和全國首家實行股份制改造和公開發行股票的大型國有企業,拉開了國有大中型企業股份制試點的序幕,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飛樂音響和真空電子的股票樣品

         

        股票交易所成立的必然和偶然

        今天我們經??吹侥臣夜竟_發行上市的公告,也因此常常把公開發行和上市混為一談。事實上,公開發行股票與上市交易是兩件事。

        公開發行股票指的是在沒有特定發行目標的情況下,向多數投資者(通常是社會公眾)出售股票的行為。這可以是直接銷售給個人投資者,也可以是透過中介機構進行的公開招標過程。上市則是指已經發行的股票經過證券交易所批準后,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的階段。上市公司必須滿足一定的財務和其他標準,這些標準通常由證券交易所設定。公開發行的公司股票未必可以上市交易。80年代尚未成立股票交易所之前,諸多經過股份制改造并公開發行過股票的國有企業就面臨這個問題。

        按照原上海體改辦主任賀鎬圣先生的回憶,“小飛樂”等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后的一段時間,不斷有股民(很多是企業的員工)提出要求解決股票轉讓問題,公司首當其沖面臨很大壓力。的確如此,如果股份公司的股票如果不能隨時流通交易,那么誰還愿意參與國企股改成為股東?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年6月,時任飛樂音響公司的董事長秦其斌和代理發行“小飛樂”股票的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資公司黃貴顯、胡瑞荃等人一起商量對策。隨后向上海市體改辦打了報告,要求設立交易場所進行股票轉讓。這距離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還有4年多的時間。

        上海市體改辦立即把這個情況向上級反應。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開會聽取了匯報。當時胡瑞荃引用一個股民的形象比喻對江澤民說:“股民有了股票,就像有了女兒要出嫁,有了兒子要結婚一樣,不婚不嫁會帶來矛盾。因此光有一級市場發行股票不行,一定要有二級市場轉讓才行,股票的生命力在于流通,不會產生很大投機。我們已經3次打報告給有關部門了。”

        幾天后,上海市分行批轉下發報告,同意靜安分公司開辦股票柜臺交易業務。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靜安寺附近的南京西路1806號,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營業部開業。這是新中國第一家開展柜臺交易的證券營業部。此舉曾被上海媒體評為“1986年上海十大經濟新聞”之一。

        該營業部當時僅有12個人,營業面積12多平方米。開業當日,上市股票僅有飛樂、延中2只。飛樂音響的股本是50萬元,延中實業股本是500萬元。原定于8點30分開門,結果早7點營業部內外全部擠滿了股民,連門口的大樹上都爬滿了人。營業部門口的交通業一時堵塞。正式開盤后,飛樂開價55.6元,延中54元。第一位買者是坐在輪椅上的殘疾人,他用1000元買了18股飛樂。全天飛樂發行700股,開業兩小時售空;延中1000股,下午4點30分收盤后,共成交股票1540股,成交金額85280元。

        此后不到一年的時間,上海股票交易柜臺增加到9家。到1987年11月,股票交易價格也放開了,不再看票面金額和銀行利息,股票價格隨行就市——這才是“炒股”的真正開端。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開業。包括飛樂音響、延中實業在內的八只股票不再需要柜臺交易,正式在交易所上市,這就是上交所的“老八股”。

        由于國企股份制改革帶來的股票交易的需求在全國普遍存在,各地都有類似的創新探索。比如,1986年8月5日,由沈陽信托投資公司在沈陽市市府大路六段23號開辦的號稱國內第一家證券交易市場;1991年12月26日,在成都紅廟子街掛牌營業的四川金融市場證券交易中心。

         

         

        因此,在國企股份制改革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成立證券交易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然而,1990年在上海設立證券交易所卻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假如當時沒有江澤民對柜臺業務的鼎力支持,沒有朱镕基對成立證券交易所的積極推動,甚至如果當時的李鵬總理同意在北京成立證券交易所…

        啟發總結

        雖然,歷史不容假設,但并不妨礙我們以史為鑒,從中獲得一些啟發。

        首先,經濟規律不容違背,改革不過是順勢而為。我們喜歡稱呼小平同志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給人的感覺是改革是提前主動設計出來的,但客觀地看,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形勢所迫,是被嚴峻的經濟形勢“逼”出來的。不改革開放,就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物質條件,甚至會亡黨亡國。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第一條。不講經濟規律,只講意識形態,瞎鼓搗、亂折騰的后果就是全民貧困。

        其次,改革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完美社會制度,改革開放永遠在路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雖然,沒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制度設計,但可以通過一些原則來引導推進改革,鼓勵社會各方力量大膽嘗試,良性博弈,讓社會制度總在改革、更新的路上。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三個有利于”判斷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是最務實,也是被歷史發展所驗證有效的指導原則。

        最后,改革從來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曲折的道路。在前進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挑戰,但不能輕言放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要相信經濟規律與歷史發展趨勢的力量,相信中國依然擁有著巨大的潛力和無限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巫景飛,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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